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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王聖教序》的歷史意涵

核心提示: 《集王聖教序》是一部著名的碑帖,歷代從書法角度研究與臨習的人非常多。意大利漢學家畢羅的《尊右軍以翼聖教》一書是他研究《集王聖教序》的總結,與過去單純作為書法範本和書法史來研究此碑不同的是,他運用跨學科的視角,從佛教、政治、書法三個維度,重新思考此碑在書法史、文化史上的意義。他運用的新視角、新課題和新材料,新意迭出,使我們對《集王聖教序》的歷史意涵豁然開朗。

□ 王紹貝

《集王聖教序》是一部著名的碑帖,歷代從書法角度研究與臨習的人非常多。意大利漢學家畢羅的《尊右軍以翼聖教》一書是他研究《集王聖教序》的總結,與過去單純作為書法範本和書法史來研究此碑不同的是,他運用跨學科的視角,從佛教、政治、書法三個維度,重新思考此碑在書法史、文化史上的意義。他運用的新視角、新課題和新材料,新意迭出,使我們對《集王聖教序》的歷史意涵豁然開朗。

《集王聖教序》的創作應該分為李世民《聖教序》的創作和懷仁集王羲之字的《集王聖教序》的創作兩個階段,也就是説從文本到集字立碑兩者之間有數十年的差距。眾所周知,《聖教序》是李世民應玄奘法師的要求所寫的一篇佛經序言,玄奘意圖通過這篇皇帝署名創作的序言來為自己新翻譯的佛經增添權威色彩。玄奘這麼做的宗教以及政治動機非常明顯,那就是在奉道教為國教的李唐王朝裏面,為提升佛教的政治地位,為僧團尋找政治上的庇護,因此玄奘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和尚、翻譯家而已,他具備政治家的眼光,明白自己的佛教教派要在中國大行其道,除了民間信眾支持之外,取得皇家政權的支持乃是關鍵的一環。

據畢羅的考證,玄奘曾兩次向李世民提出為新翻佛教作序的請求。第一次是在公元645年8月,他當時只完成了5部58卷的翻譯工作,直到玄奘又奉上《大唐西域記》一書之後才給他答覆,皇帝對《西域記》表示贊成,但是拒絕給玄奘作序,提出“非己所聞”的理由。畢羅推測,李世民除了奉老子李耳本家為始祖的道教為國教的原因之外,李世民還鑑於歷史上梁武帝滅國是痴迷佛教的悲慘下場,因此認為佛教是“弊俗之虛數”。畢羅推測李世民非常清楚宮廷支持會對佛教有一定的影響,而他拒絕為玄奘撰寫序文的原因是他不會輕易支持佛教。但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認佛教的地位是“有國之常經”,在符合統治政策的條件下,他也會明顯支持佛教,譬如為陣亡的將士建立寺院超度亡靈,為母親修建弘福寺祈福等。公元684年,玄奘再次請求李世民撰序,這次皇帝終於答應了。畢羅認為這並非偶然,因為當年夏天,李世民在長安以北的玉華宮避暑時長期跟玄奘在一起,才開始真正地接受了佛教信念。李世民“與法師無暫相離”的結果使他終於瞭解佛教教義的精髓,他逐漸對佛教有了濃厚的興趣,繼而極力支持玄奘宣揚佛教的事業。畢羅認為最明顯能夠證明李世民接受佛教的是《聖教序》中學者一般不太注意的一段話,即《聖教序》第五行的“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尊”,李世民將他的名諱連續嵌入了《聖教序》之中,應是有意識地強調了他本人對佛教的感情,為此李世民還讓自己的兒子李治撰寫了《述聖記》。

《聖教序》和《述聖記》完成後,據畢羅考證,此時玄奘關心的還是寫本而不是立碑,因為玄奘此時急需通過大量抄寫、傳播自己新譯出來的佛經,他上表“請經論流行”,並且最重要的是要把《聖教序》和《述聖記》收錄在每件寫卷的開端,讓皇帝、太子為佛教、佛法“背書”。

過去學者普遍認為《集王聖教序》集字立碑的念頭,與褚遂良《大雁塔聖教序》等三方《聖教序》石刻相比實際上是最早的,因為其工程既複雜又費時,用了二十多年才完成。但畢羅則對這種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並且根據相關歷史背景和文獻考證,提出弘福寺僧人懷仁的集字是利用了皇室收藏的大量王羲之真跡的便利條件,完成了《集王聖教序》,由於需要查閲宮廷藏品,基於藏品本身的價值,懷仁應該被迫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從創作的必要消耗時間推測,懷仁大概用了兩年的時間完成了集字立碑。再從《集王聖教序》的立碑動因和歷史背景看,畢羅認為李世民撰寫《聖教序》之後兩年就去世了,而新即位的唐高宗李治對佛教並無特別感情,對玄奘及其僧團甚至會看做前朝舊臣,李治明顯支持道教,從當時佛教論爭的歷史背景來看,道教在宮廷的影響力越來越強。661年在泰山的岱嶽觀郭行真等道士為李治和武則天建造了老子和兩個真人的塑像。666年封禪禮儀完畢後,李治和武則天還遊覽了老子故鄉亳州,給老子以“太上玄元皇帝”的封號。據《唐六典》記載,李治時期建立的道觀,比所謂道教皇帝玄宗李隆基時期建立的道觀還要多。鑑於這樣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畢羅發現從649年到673年立《集王聖教序》時,佛教對道教非常的敏感,懷仁也許正是這樣一種背景下,僧團急需重申皇家對佛教的支持,而且必須“製造”一個超越玄奘佛經冠序的政治背書的“大製作”!他於是想出了讓書聖王羲之為佛教“背書”“代言”的主意。王羲之既是皇家最推崇和喜愛的書法家,又對官僚士大夫們有巨大的文化影響力,此碑一出必定會成為舉國上下文人墨客競相欣賞、拓印的範本。關於佛教與寫經、書法之間的關係,畢羅在書中也有詳細的論述,此不多贅。總之,懷仁通過《集王聖教序》成功將宣揚佛教、書法範本與政治庇護完美地結合到了一起。由於安史之亂,宮廷內收藏的大量王羲之真跡都散佚了,《集王聖教序》在往後的歷朝歷代中,其政治和佛教的影響力和意義也逐漸減弱,但因為《集王聖教序》收錄了最多王羲之書跡(多達1903字),懷仁通過極有眼光地挑選、調整和佈局字形,使得《集王聖教序》成為歷代文人讚美的書法經典作品。

畢羅還留意到,“集字”這種使用名人、書法家的字跡來“拼寫”新作品、題名、匾額的藝術方式,在中國乃至東亞都非常流行、廣受喜愛,而在西方的美術傳統中,總習慣將“拼寫”作品視為贗品或不良的改造。直到19世紀下半葉的前衞藝術家們才有意識地組裝不同來源的材料進行藝術創作,形成從幾件作品中抽取主要部分混成新作品的特殊創作。佛教僧人們的教義宣傳“空”“寂滅”,但是為了宣傳教義、光大佛教組織,他們不惜巴結皇帝,連幾百年前信奉道教的王羲之也可以拉出來“背書”“代言”而無愧色,也許這才是佛教能在中國發揚光大的真正原因吧。

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