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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給蘇軾“告黑狀”?餘秋雨老師想多了

核心提示: 那是一箇中華文化絢爛至極的朝代。史學大師陳寅恪有句斷語被反覆徵引:“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裏的“文化”,應不僅僅限於文學藝術、史學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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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劉漢鼎

那是一箇中華文化絢爛至極的朝代。史學大師陳寅恪有句斷語被反覆徵引:“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這裏的“文化”,應不僅僅限於文學藝術、史學道學。

中華古代科技成就,也同樣“造極於趙宋”。相比唐朝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平庸,宋朝甚至可以説是奇峯突起,高高兀立。明清學人更是遠遠不能望其項背。李約瑟説:“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是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作為宋代文化巔峯的代表,蘇軾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等方面,都達到了後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堪稱文學藝術領域“百科全書式的大師”。同時,這個朝代也誕生了可與蘇軾比肩的科學技術領域“百科全書式的大師”——沈括。

但沈括的歷史評價,比蘇軾差遠了。《宋史》中,沈括是附其堂侄沈遘、沈遼之驥尾才入了“列傳”,並且還把他們三人弄岔了輩兒,錯寫成堂兄弟——《宋史·列傳第九十》錄“沈遘(弟遼 從弟括)”,而沈括本人《夢溪筆談》則稱“餘從子遼……”該列傳中關於“括”的部分近2000字,僅在文尾有30來字點到了傳主的科技研究——“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誌、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對他的千古名著《夢溪筆談》,只是當做野史隨筆捎帶提及:“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這吻合了文理兩科在中國文化中的不同命運。尤其當蘇、沈被攪進同一樁歷史公案的時候。“烏台詩案”,先冤了蘇軾,後冤了沈括。

“恐年月先後差池不合”

南宋人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三百一,有一段關於著名的“烏台詩案”的記載:

王銍《元祐補錄》,沈括集雲,括素與蘇軾同在館閣,軾論事與時異,補外。括察訪兩浙,陛辭,神宗語括曰:‘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與軾論舊,求手錄近詩一通,歸則籤帖以進,雲詞皆訕懟。軾聞之,復寄詩。劉恕戲曰:‘不憂進了也?’其後,李定、舒亶論軾詩置獄,實本於括雲。元祐中,軾知杭州,括閒廢在潤,往來迎謁恭甚。軾益薄其為人。

1990年代中,餘秋雨把此一情節作為信史寫入了他的“文化散文”《蘇東坡突圍》,把沈括描述為一個告密者,陷害蘇軾的“急先鋒”——

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

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佔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忌妒而陷害過蘇東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檢舉揭發蘇東坡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檢舉揭發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太不是味道了。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説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於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得出這是一個不可親近的小人的結論。

餘秋雨寫得很投入,很生動,很感人,以“揭祕”的姿勢把這一段冷僻的史料傳播得幾乎盡人皆知。很多中學語文老師特別喜歡這篇散文,動情地給一茬一茬的少年誦讀。現在網絡上提及沈括,大多數都要説到他陷害蘇軾的惡行。

然而,這一段徹底毀掉沈括人品的史料,可靠性是嚴重存疑的。

司馬光首創“考異”的撰史傳統,他把未採入正文的歧異記載編為《考異》,與《資治通鑑》並行。李燾編著《長編》時繼承了這一傳統,在每條記事之下,大都附有註文,臚舉各種異説異文,“寧失之繁,毋失之略”。

關於“烏台詩案”與沈括有關的唯一記載,即上面所引王銍《元祐補錄》的那段話,正是《長編》在正文之外,作為附註的一條異説異文。在引文之末,李燾特別説明:“此事附註,當考詳,恐年月先後差池不合。”意思是説,這事兒時間對不上,是否屬實尚需更詳盡的考證。

不止餘秋雨一個人直接採信了《元祐補錄》的記載。如孔凡禮撰《蘇軾年譜》卷12“熙寧6年(1073)7月”條:“沈括察訪兩浙,與(蘇軾)論舊。括還朝,奏蘇軾近作詩皆訕懟。”

《沈括評傳》的作者祖慧教授指出,目前所見有關此事的記載大都引自《元祐補錄》,尚無其他史料來驗證王銍的説法,即便是受害人蘇軾也不曾有類似的敍述,既然年月先後可能存在差誤,就不能排除張冠李戴之嫌。

確實如此。《元祐補錄》寫沈括“與軾論舊,求手錄近詩”,是在其察訪兩浙期間所為,“歸則籤帖以進”——回京後就向皇帝告了狀。沈括察訪兩浙的時間很清楚,據《長編》卷二四五、二四六、二五一、二五六記載,是自熙寧六年(1073)八月至次年三月,那麼他“告黑狀”的時間就是熙寧七年(1074)三月以後無疑。雖然朝廷在熙寧八年七月曾又一次“命知制誥沈括為淮南、兩浙災傷州軍體量安撫使”,但“括行至鍾離,召還”,沒有去成。

而“烏台詩案”爆發,是在5年之後的元豐二年(1079),時間間隔實在太長了。

莫礪鋒教授注意到了這一點,其《“烏台詩案”史話》稱,是神宗當時把事情壓下了:“熙寧六年(1073)沈括察訪兩浙時,神宗曾叮囑他善遇時任杭州通判的東坡。沈括回京後呈送東坡手錄的新詩,並貼上標籤註明其‘詞皆訕懟’,神宗卻隱忍未發。”

問題是,就在傳説被“告黑狀”的第二年,熙寧八年,蘇軾還升了官,由杭州通判升任密州知州,因而有機會在那裏寫下《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千古名篇。

實際上,在案發之前的這5年,雖然因政治理念不合,神宗皇帝把蘇軾撂在地方工作,但一直對他保有好感,經常對身邊人誇讚,不像是接到過重磅“黑材料”而強自隱忍的樣子。在“烏台詩案”12年之後的哲宗元祐六年,蘇軾曾在一份辭官摺子裏回憶這段時光:(在王安石主政時期)“臣……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就在“烏台詩案”案發的前一年,元豐元年,神宗皇帝還專門下詔表彰徐州知州蘇軾的抗洪業績。

按常理推斷,如果神宗在接到沈括的密告之後還很快升蘇軾的官,説明至少當時他並不在意這事兒,那麼反過來沈括的行為就應該受到皇帝的申斥。然而並沒有這樣的記錄。

王水照、崔銘著《蘇軾傳》認為,沈括告密不但實有其事,而且當時就已經“滿朝皆知”:

熙寧六年,沈括就曾嘗試過用這種辦法扳倒蘇軾,但未獲成功。……此事滿朝皆知,蘇軾自然也很快聽説了,但也並未放在心上。

作者沒有詳舉“滿朝皆知”的佐證,猜測可能是根據上引《元祐補錄》裏的那句“軾聞之,復寄詩”——這屬於自己證自己,循環論證。

而且既然公開化了,皇帝想捂也捂不住,沈括的政敵應該會馬上揪住這根小辮子,把他一舉搞臭。熙寧七年三月,沈括自兩浙回京。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次年,王安石復相。後年,王安石再度罷相。這段時間,朝局波譎雲詭,第一個被扔進油鍋裏煮的正是原王安石新黨大將沈括。他因為提議《免役法》的改革往回退半步、改為“差役並行”惹惱了王安石,一再被王安石、呂惠卿、蔡確指認為叛徒、“壬人”(小人)。而在王安石、呂惠卿、蔡確與沈括反目成仇、反覆詆譭其人品時,卻從來沒有提過沈括曾密告蘇軾。顯然,他們當時根本就沒有聽説過這事兒。在此期間,作為王安石對立面的舊黨人士,也沒有誰提到過這事兒。

也有人猜測,沈括從杭州帶回來那一摞“黑材料”,並沒有馬上呈遞,而是攥在手裏窺測時機。5年之後,時機到了,他才和御史台的新黨戰友們一起發起了圍攻。這雖然與前述“歸則籤帖以進”的敍述不合,畢竟也是一種可能。

但查祖慧《沈括評傳·沈括事蹟年表》,自熙寧十年(1077)七月至元豐三年(1080)六月,這段時間沈括已被逐出朝廷,降為宣州知州。元豐二年“烏台詩案”爆發前後,沈括一直在宣州任上,擁有完全不在現場的證據!

而沈括之所以被貶知宣州,正是因為他與新黨交惡,被王安石和當時在御史台的蔡確從“權三司使”的高位上硬打下來的。“烏台詩案”爆發的前一年,元豐元年(1078),愛才的神宗皇帝曾試圖把沈括從宣州調出重用,被陰魂不散的蔡確攪黃。此後沈括又怎會去參與新黨人士對蘇軾的圍攻?

劉恕哪有機會“戲曰”

王銍《元祐補錄》中有一段記載,把沈括寫得很不要臉:“元祐中,軾知杭州,括閒廢在潤,往來迎謁恭甚。軾益薄其為人。”

喻世華教授比照二人年譜發現,蘇軾是在元祐四年(1089)受命“知杭州軍州事”,當年七月到達杭州,沈括是在九月舉家遷居潤州(鎮江),所以蘇軾赴杭過潤時兩人並沒有機會見面。沈括在潤期間唯一一次接待蘇軾的機會,是元祐六年蘇軾奉詔回京的路上,“括嘗以鄜延所得石墨為贈”,蘇軾為此興奮地寫下了一篇札記《書沈存中石墨》。贈送具有科學發現意義的新品文具,這是真正符合兩人身份的書生交往。

喻世華認為,這實際上也是蘇、沈兩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直接往來記錄,如果《元祐補錄》的記載不算數的話。餘秋雨所謂“他們曾是好朋友”的説法,並無實據。

確實,蘇、沈性格迥異,一個擅長文學,一個迷戀科技,兩人似乎從來沒有過詩詞唱和。他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極短,算不上朋友,但也沒有積累私怨。在熙寧六年赴兩浙巡察的時候,王安石新黨權勢熏天,沈括也正處在強勁上升勢頭,而蘇軾則閒置於州郡。這時候沈去搞蘇的小動作,也實在沒道理——他圖什麼呀?

當然,説有易,説無難。“不可思議”並非“絕不可能”。綜上,我們或可以説沈括“因證據不足,罪名不成立”,他的犯罪嫌疑卻沒有完全消散。但是,《元祐補錄》中有一處帶有現場畫面的生動細節,被證明絕不可能發生,從而把其整個敍述的真實性否掉了。

該文描寫,在沈括回京“籤帖以進”後,“軾聞之,復寄詩。劉恕戲曰:‘不憂進了也?’”

劉恕是蘇軾的好朋友。自熙寧四年以來,他一直在南康軍(今九江星子縣)監酒任內修《資治通鑑》。除熙寧九年曾遠赴洛陽與司馬光商量修書事宜(據推斷,劉恕分工的《通鑑》三國至南北朝部分就是在熙寧九年定稿)外,直到元豐元年(“烏台詩案”爆發的前一年)去世,劉恕都沒有離開過南康的記錄。但據任同斌先生考證,熙寧七年正月十五,兩位老友確曾相會於潤州,當時蘇軾在潤州賑災,劉恕從南康乘舟東下可能比較便利。不過,此事發生在沈括離開江浙回京之前兩個月。同年九月,蘇軾就離開杭州移知密州,三年後再移徐州,從此與劉恕相隔萬水千山,此生再沒有見面的機會。像王銍描寫的“劉恕戲曰”那樣生動交談的場面,在異地即時通訊工具出現以前,是不可能發生的。

時隔甚久,僅讓人生疑。時序顛倒,則足證其偽。

劉恕和劉攽、範祖禹,是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的主要助手。這四位史學大家,都沒有留下此案與沈括有關的記載。劉恕的兒子劉羲仲,字壯輿,在劉恕去世後,仍與範祖禹、蘇軾、黃庭堅、張耒、陳師道、晁説之等諸多長輩朋友有往來。蘇軾從海南島放歸,回程中還專門“至南康軍見羲仲”,併為作詩跋。劉羲仲亦曾著有史書多部,但亦無聞“劉恕戲曰”的記載。

王銍在其《默記》一書中提到,他也曾跟劉羲仲見過面,劉羲仲向他講過蘇軾鼓勵他重修《三國志》。他們交流過“劉恕戲曰”的軼事嗎?沒説。

但他確實那麼寫了。

意味深長的是,王銍的次子王明清在《揮麈錄》中,對“烏台詩案”起因的判斷與乃父不同。他把沈括的仇敵蔡確推定為始作俑者:

“汪輔之……熙寧中為職方郎中、廣南轉運史,蔡持正(確)為御史知雜,摭其《謝表》‘清時有味,白首無能’,以謂言涉譏訕,坐降知虔州以卒……後數年,興東坡獄,蓋始於此,而持正竟以詩譴死嶺外。”

蘇軾和汪輔之一樣,也是因《謝表》裏的兩句牢騷話陷入文網,被台諫政敵揪住不放,羅織成罪。辦理蘇案的諸御史,也是受烏台前輩蔡確的經驗啓發。

幸好原始檔案俱在

問題的關鍵是,不論沈括是什麼時間遞送的“黑材料”——假如他確實遞送過的話——是“歸則簽呈以進”還是關鍵時候才報,他遞送上去的那些“問題詩詞”最終成為“烏台詩案”的辦案證據了嗎?答案是:沒有。

不幸中的萬幸,在宋室南渡的混亂中,此案的全套卷宗從辦案機關流出,被熱愛蘇軾的人們保存了下來。數十年後,一個叫朋九萬的人將其刊印成《東坡“烏台詩案”》一書。這些原始卷宗,包括四件彈劾本章、全部審問記錄,蘇東坡的口供、證物,和最後的判詞。

《東坡“烏台詩案”》收錄的彈劾本章,作者分別是權監察御史裏行何正臣、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國子博士李宜之,權御史中丞李定,並沒有沈括。《監察御史裏行何大正札子》首先對知湖州蘇軾謝上表中的兩句牢騷話——“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察事,或能牧養小民”——發難,並進一步羅織:“軾所為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眾,今猶取鏤板而鬻於市者進呈。伏望陛下,特賜留神。”

《監察御史裏行舒亶札子》列舉蘇軾若干詩歌中所犯“大不恭”罪行,稱其“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提供了罪證——“印行四冊,謹具進呈”。舒亶本人就是詩人,據説藝術水平不亞於黃庭堅,只是因為辦理本案壞了名聲而詩名不顯。他挑蘇詩毛病,還用不着詩詞水平非常一般的沈括輔導。

《御史中丞李定札子》指控蘇軾四條大罪。札子後説明“元豐二年七月二日崇政殿進呈奉聖旨後批四狀並冊子,七月三日進呈奉聖旨送御史台根勘聞奏”。

此案物證《御史台檢會送到冊子》:“檢會送到冊子,題名是《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全冊。內除目錄更不抄寫外,其三卷並錄付中書門下。”

這與《長編》卷二百九十九的記載吻合,其也提到舒亶的彈劾言語“並上軾印行詩三卷”。

在對蘇軾的審訊記錄中,清楚交代了:“(蘇)作詩賦及諸般文字寄送王詵等,致有鏤板印行。”

如上,作為“烏台詩案”罪證的蘇軾詩集,是鏤板印行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並非沈括或蘇軾的手抄本,而是蘇軾好友、神宗的妹夫王詵出版的印本,在案發前一年的元豐元年剛剛問世,王詵也因此成為涉案者中受懲罰最重的一位。

在御史台的指控中,多次提到了“鏤板”和“印行”。日本學者內山精也指出,“烏台詩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例以出版物為罪證的文字獄。此案之所以會成案,很大程度上與新興的雕版印刷媒體有關。此前的作家基本都是死後才刊印詩文集,而蘇軾則是第一個實現了同時代文學與印刷媒體合作的詩人,第一個活着的暢銷書作家。

政治異見的傳播介質,從口傳筆錄變為印刷業批量複製,影響力與傳播面、傳播速度都發生了質的飛躍,也使蘇軾作為“意見領袖”的分量倍增。蘇軾詩文經常批評嘲諷新政,這從來就不是什麼祕密,神宗皇帝也一直明知而且寬容。元祐三年,蘇軾曾回憶説:“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就是説,這是君臣之間素有默契的事。但是,過去皇帝能容忍的上層小圈子裏的風涼話,現在印刷成冊廣泛發行,士大夫人人都能被蘇學士天才的文字表達所魅惑,皇帝就不能忍了。

印製蘇學士“反動詩集”的王詵,因此被廢“駙馬”封號。

而案卷裏完全沒有與沈括沾邊的內容。

被害人其實也這麼看

對於王銍的記載,有些史家徑予採信,也有些史家嗤之以鼻。現代史學家張蔭麟認為這是宋代野史的“憑空謗造”。包偉民教授推斷可能有人幹過舉報蘇軾詩詞的事,但與沈括無關。南宋人王宗稷所撰《東坡先生年譜》,在寫到“烏台詩案”時稱:“元豐二年己未,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為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這與蘇氏兄弟自己的説法基本相同。

蘇軾,以及他的朋友們,雖然生前屢遭磨難,但從不缺少書寫能力和書寫慾望,關於他們的歷史記錄也是完整、豐滿的。我們至少不用懷疑蘇軾還留有什麼冤屈未得昭雪。

蘇門往來無白丁。一旦犯案株連,半個大宋政界、文化界都捲了進去。除被貶官的王詵、蘇轍、王鞏之外,被處“罰銅”二十斤、三十斤不等的就有20餘人。如御史舒亶所奏:“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人,除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周邠輩固無足論,乃若方平與司馬光、範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蓋皆略能誦説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嘗以君臣之義望之者,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這些舒亶欲誅之人,非高官顯宦,即名士巨儒。他們,他們的門生故吏、子孫後代,誰的筆能放過此案最初的告發者?

蘇軾作為“烏台詩案”的主要受害人,被羈押審訊了一百餘天。後來擔任過宰相的蘇頌,同一時間因另案被何正臣關押在烏台鄰室,曾以詩描述蘇軾受審的情形:“卻憐比户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所謂士可殺不可辱,遭受過這般對待,無論如何會記仇的。對於此案所有的枝枝蔓蔓,蘇軾也無疑一清二楚。以其受害之巨,不可能對於直接的加害者稀裏糊塗地“一風吹”,從此抹過不提,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

然而,蘇軾在被整得死去又活來之後,反反覆覆只控訴“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隻字未提過沈括。在朋九萬《東坡“烏台詩案”》一書披露的案卷中,掀起大獄的是李定、何正臣、舒亶和李宜之四人。蘇軾未提及國子博士李宜之,可能是因為他官太小,影響力不夠。

蘇轍案發時自請罷職以贖其兄,後貶為監筠州(今江西高安)鹽酒税務。兄弟二人都在貶謫地艱苦生活了五年之久。在蘇轍眼裏,“烏台詩案”完全是御史言官搞出來的——“言者從而媒櫱之”(見《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因為分屬新舊兩黨,政見不同,蘇軾蘇轍兄弟對於沈括不是沒有過批評攻擊。如果此案真與沈括有關,他們會有仇不記、超級“佛系”?

受此案牽連的蘇軾親友,此後一直與沈括保持着正常的交往。“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元祐初均參與了《神宗實錄》初版的編修,此時舊黨掌握着歷史的書寫權,但他們並未在《實錄》中留下“沈括告密”的記載。實際上,《長編》卷三百一在引述《元祐補錄》之前的一段,先就引用了《神宗實錄》中關於此案的內容。

有一個人的態度,或可作為特別的參考。與“四學士”同屬蘇門弟子的李之儀,名篇《卜算子·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的作者。他是蘇、沈二人共同的摯友,不論二人處在順境還是逆境,他都忠肝義膽、誓死追隨,自己不管淪落何處都隨身攜帶着蘇、沈二人的畫像。在蘇軾被貶海南之時,平時來往的很多朋友唯恐受到牽連,紛紛斷絕關係,“端叔(李之儀)之徒,始終不負公者,蓋不過三數人”。

儘管蘇沈關係並不密切,但李之儀終生保持着與二人同等親密的友誼,其他蘇門中人並沒有誰指責他“敵我不分”。在熙寧六年沈括巡察兩浙時,李之儀還曾陪同在側,一起遊山玩水。如果此行沈括真做了對不起蘇軾的事,李之儀應該是最痛心之人吧?然而,在元豐二年七月,“烏台詩案”爆發的時間,李之儀還請沈括為其母撰寫墓誌銘。

非常巧合的是,李之儀暮年與王銍也有過一段密切的交往。政和四年(1114)初,只有二十歲上下的王銍往宣城岳父處,路過當塗,拜訪了時年已六十七歲、在姑溪閒居的老前輩李之儀,請其為所輯歐陽修別集及蔡氏所輯蘇軾《南浮集》作序。此後二人往來書信頗多,甚至曾相約要一起在宣城買房定居。可惜他們都沒有留下探討交流“烏台詩案”的文字。

這樣一個史家在“考異”原則下引錄並同時指出了明顯瑕疵的孤證,學界至今對其真偽莫衷一是,從中或可看出歷史天平的傾斜,人們更容易對什麼樣的證據盲信、對什麼樣的證據生疑。

假設我們把故事的主角調換一下,這條史料是講蘇軾陷害沈括的,也會冤到底嗎?我覺得不太可能。《續資治通鑑長編》完稿於南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此時,新黨的餘緒也早已杳無蹤跡,道統以程朱理學為尊,文壇上則蘇黃一派獨秀。如果人們看到《長編》裏有這樣一段有損蘇軾形象的不靠譜文字,肯定會多方蒐羅證據予以澄清。不像沈括,經歷百年消磨,他的政治影響已經歸零、甚至是個負數,文學作品又無一可傳,科學技術?既不懂也不感興趣,冤就冤了吧!

“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烏台詩案”發生近千年來,對此案緣由的不同解讀一直都有,但是,像餘秋雨先生理解成“文人的妒忌”的,還是獨家首創——

“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説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傖,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説過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於自己。”

餘秋雨歪解了“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的意思。蘇轍本意是説,蘇軾作為舊黨領袖人物之一,案發前雖然僻處一方,但仍有很強的號召力和重返中樞的可能性,這讓新黨人士擔心害怕,所以才設獄黑他。

元豐初年,舊黨元老富弼、文彥博等人都已閒廢多時,舊黨內部的三大山頭——“朔黨”領袖司馬光正在洛陽閉門修史,“洛黨”領袖程顥、程頤兄弟正在河南扶溝鄉下辦學,“聚邑人子以教之”。只有“蜀黨”領袖蘇軾仍在官場晃盪,雖然遠謫在外,時而杭州、時而密州、時而徐州,今又轉到湖州,但畢竟還有實職在身,每當寫篇工作彙報之類的官樣文章回來,皇帝讀得還很來勁,不時向身邊人誇讚。而且還有“舊黨餘孽”不時向皇帝寫推薦信,希望能早日重用蘇軾。

而這時,台上的新黨盛極而衰,正處於青黃不接狀態。王安石回金陵養老去了。曾布被呂惠卿整趴下了。呂惠卿也身敗名裂退出了政壇。蔡確、章惇等新一代領袖尚立足未穩。所以很多人惶惶不安,怕蘇軾一旦掌權,他們沒日子過。

蘇軾自己很明白:“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複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醖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

顯然,這事跟政壇權力鬥爭有關,跟文壇排座次無關。長於實證、拙於想象的沈括,也不會起意去跟蘇軾比拼詩文。大宋朝比他詩文寫得好的人車載斗量,不差一個蘇軾。餘秋雨猜測“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真是想多了!

(本文轉載自《中華讀書報》2020年09月30日 05 版)